如果一件事讓你傾家蕩產，你還會地做下去嗎？

    大概多數人會懸崖勒馬。但是，“廢舊電池大王”王自新卻“撞了南墻也不回頭”。從誤打誤撞，接觸到了廢舊干電池處理，他在廢舊電池回收、處理的路上，已經走了13年。

    為100噸廢舊電池搬十次家

    “我一直在‘放空炮’”，王自新說

    乘坐北京地鐵四號線到終點站，再顛簸了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。在城市的邊緣，法治周末記者找到了王自新的“廢舊電池之家”。

    六年前，他為100噸廢舊電池找到了一個新的容身之所。而在此之前，王自新帶著他搜集來的廢電池搬了不下十余次家。

    近年來，廢舊電池回收問題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。有研究數據顯示，“一節紐扣電池可以污染60萬升水，一節一號電池可以污染一平方米土地”。同時，也有聲音稱，目前，廢電池分散丟棄在生活垃圾中，其危害微乎其微。

    因為對廢舊干電池的危害認識不同，在如何處理的問題上，自然也存在著爭議。

    國家環保總局有關人士認為，以前有關廢電池危害環境的報道缺乏科學依據，廢電池不用集中回收。而一些民間環保人士卻認為，有必要效仿一些歐洲國家，將廢舊電池集中回收。

    王自新就是這群民間環保人士中的一位。如今，他稱已經掌握“干電池真空熱處理技術”，并且醞釀建立2000噸的干電池處理廠和覆蓋北京市所有社區的廢舊電池回收網。

    然而，對于王自新來說，目前難以突破的瓶頸是資金短缺。

    “我一直在‘放空炮’。”王自新說。不過，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，他仍舊一再強調：明年，他的干電池處理廠就能建設起來。

    與很多環保人士的出身不同，此前，王自新是擁有醫學背景的建材商人。

    他曾是一名內科醫生，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。初生牛犢，剛剛穿上白大褂，他就跑到主治醫生面前說：“我要做心腦血管和癌癥的課題。”

    主治醫生啞然失笑：“我干了這么多年都做不了的事，你一個剛來的學生就想干？”

    似乎打這時起，王自新“堂吉訶德”式的理想主義就開始發酵了。

    此時，正值國家基礎設施及房地產建設興起之際，王自新“棄醫從商”，銷售建筑材料。8年時間，王自新挖到了創業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
    1998年，他萌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。原來，王自新一直把當時的自己定義為倒買倒賣的“掮客”，但他更希望干點“理想性的實業項目”。

    于是，王自新停了紅紅火火的公司，開始四處尋找項目。

    1999年，王自新從一本刊物中看到，中國的干電池僅能回收卻無法處理。受這句話啟發，他進入了廢舊電池回收處理行業。

    事實上，電池分為很多種類。人們平時常用的鉛蓄電池、鋰電池等其他種類電池，不僅可以多次重復使用，有些故障電池還能修復。在處理上，譬如鉛蓄電池，每年報廢的數量就達上億只，但其中金屬含量高，所以不少人會直接將其送到工廠進行冶煉回收。但干電池的處理，卻成為難題。

    回收干電池像坐“過山車”

    從1996年開始，在社會開始關注廢舊干電池污染的情況下，中國干電池回收活動如火如荼。2003年，干電池回收卻跌入低谷

    從1996年開始，在社會開始關注廢舊干電池污染的情況下，中國干電池回收活動如火如荼。因回收干電池而成名的“草根”也如雨后春筍，層出不窮。河南省新鄉市的田桂榮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 但王自新注意到，田桂榮雖然收集了許多干電池，卻只能囤在家里。這讓他陷入了新一輪的沉思：為什么這么多人回收，但電池卻不能得到處理？

    他自認捕捉到了商機。“進入廢舊干電池處理市場，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。”

    隨即，王自新開始泡圖書館，光借書證就辦了四個。他還走訪了一些專家學者，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廢舊干電池。很快，他得出一個結論：任意拋棄廢舊干電池，不僅僅對自然環境造成污染，還會影響整個生態。

    這個結論很符合王自新對新項目的要求——“能賺錢，還得有意義”。

    王自新的目的，是要建立一個廢舊干電池的回收處理產業鏈。而回收廢舊干電池的目的就是讓其“再生”。

    2001年，他籌資500多萬元，在河北易縣籌建了一家廢舊干電池再生處理廠。他還雄心勃勃地給自己定了個“五年計劃”——處理全國30%的廢舊干電池。

    開始的一切都很順利。廠房很快建好了。但在一次媒體采訪中，技術方提出廢電池再生處理工藝中會產生31%的廢水排放，這意味著當地的河流可能會受到危害。

    媒體的報道引起了巨大轟動，全國批評的聲音紛至沓來。因考慮到可能對當地環境造成污染，河北環保部門遲遲未批準。

    王自新不想放棄，他想通過技術上的改進來得到環保部門的批文——改進會排放污水的“濕處理法”。

    然而最終，王自新的項目還是“下馬”了。他回收來的兩百多噸廢舊干電池進行了水泥固化處理。

    河北環保部門對廢舊干電池處理可能造成的“集中式污染”并非沒有道理。

    2002年7月，權威專家刊文指出，廢電池在外殼保護和大量垃圾的稀釋下，隨生活垃圾填埋不會造成污染。集中回收后處理不善反而容易造成局部地區的汞污染。

    這一點，得到了北京市環保局固體廢棄物中心(以下簡稱“固廢中心”)工作人員的肯定。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，“歐洲一些國家廢電池是隨生活垃圾分散填埋，(我國)也是參照他們的做法。”

    “據我理解，技術上已經升級改造了，干電池都已達到低汞低鎘標準，分散填埋時，不至于達到現行污染的限值(標準)。”這位工作人員說。

    2003年，干電池回收進入低谷。在這一年，環保部門出臺的“廢電池污染防治技術政策”提出，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術經濟條件下，不鼓勵集中收集已達到國家低汞或無汞要求的廢舊電池。

    這項政策令王自新如同“挨了一記悶棒”。但一個多月后，他決定，還是要回收處理廢舊電池。“即便是低汞低鎘也會造成一些污染，并且隨手丟棄會造成資源浪費。”他認為。

    事實上，早在1997年，輕工總會、國家經貿委等九部委聯合發出《關于限制電池汞含量的規定》，要求電池制造企業逐步做到降低電池汞含量，2002年達到低汞水平，2005年達到無汞化。

    但是，有媒體調查稱，雖然大電池企業生產的電池目前都做到了低汞化或無汞化，但大量小企業生產的電池還存在高汞現象。“有的極差，高于低汞電池標準的20倍，高于無汞電池標準一萬倍。”

    “能賺錢的也是公益”

    將來，我們把一個區域的廢電池收集到一個點，由志愿者管理，再統一運輸到處理廠

    王自新又開始琢磨：“廢舊干電池現在處理不了，是因為設備有污染。那我就弄個沒有污染的設備吧。”

    三年后，他設計出了“真空熱解處理廢電池設備”，并申請到了國家專利。

    在王自新計劃中，廢舊干電池能“零成本”到工廠，但這不單單意味著有公眾免費“貢獻”干電池，還得有免費的志愿服務。

    即便如此，除去兩千多元成本，一噸干電池處理后的利潤也不過400元，折合每節干電池處理利潤不到一分錢。

    “將來，我們把一個區域的廢電池收集到一個點，由志愿者管理，再統一運輸到處理廠。”

    閑暇時，志愿者宮方會幫王自新回收廢舊電池，“王自新留給我的總體印象是耐心、好脾氣”。

    宮方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，“我從來沒見過王老師生氣，哪怕做錯了事，他也慢慢地跟我講。”

    “他很細心，有時只活動一上午，王老師也會給我們準備午飯。”宮方說。

    如今，王自新在名片上印上了“社會企業責任家”的頭銜。他既是北京東華鑫馨干電池回收中心的“老板”，又是“打雜的”，全公司只有他一人。

    王自新看來，不賺錢的公益沒有可持續性。

    “什么是公益？不賺錢就是公益了？”王自新擺擺手，“要是連生存都生存不下來，怎么做公益？”

    現在，院子里的“真空熱處理設備”已經被徹底廢棄。“處理量太少了，只有十公斤，批量生產必須按比例擴大后，再投入使用。”王自新解釋。

    想當初，制作設備的八萬元還是借來的，如今，王自新已經幾乎“口袋空空”。

    王自新告訴法治周末記者，曾經有一家西班牙的企業愿意出資100萬美元買斷這套設備的專利。但在洽談中，他了解到這家企業是想大量生產再出售。

    “全世界的廢舊干電池就這么多，即使其他企業買了，一噸400元錢的利潤能維系得下去？”王自新說，自己雖然心動，但沒答應。

    目前，王自新又新推出了設立“認領干電池回收服務崗”活動，希望建立北京市的志愿回收網絡。

    一個小型廢舊電池回收箱是200元，其中40元錢將作為他的干電池處理廠的資本積累。現在，已經有三百多個回收箱在社區中安了家。位于北京市豐臺區和義北一社區就是其一。

    和義北一社區居委會主任劉偉說，社區128個樓門，安置了五十多個回收箱。“上個月剛剛回收過一次。”劉偉對法治周末記者說。

    在劉偉的印象中，王自新穿的有點邋遢，蹬著三輪車，或者是一輛半新的自行車，隔幾天就來社區轉一轉。

    “王師傅，啊，不，是王經理。”劉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接著說，“哪有經理騎自行車啊。”

    “這個項目是我的全部希望，今年計劃推廣一萬個樓門小回收箱，讓老百姓更方便參與。”王自新期待，用愛心帶動更多人，解決干電池回收處理問題。

    廢舊電池的回收困境

    北京社區中被遺棄的廢舊電池回收箱還有不少。王自新打算一一將他們接管過來

    可是，小回收箱的推廣，卻并不容易。劉偉在宣傳工作中發現，很多居民覺得回收廢舊電池沒有意義，“國家早就宣傳‘低汞低鎘’了”。

    但在社區中，仍有不少回收公司發起廢舊干電池回收活動。

    王自新掰著手指頭告訴法治周末記者，北京市海淀區的一個回收公司，在活動之初向學校、社區承諾，“回收一只干電池給一角錢”。但開展廢品回收活動一段時間后，以“不掙錢”為由不再回收了。

    也有北京的一家廣告公司，從2006年開始，在全市社區、學校、單位等設立了萬余只廢電池回收箱用于廣告宣傳，但2008年以后該項目就停止了。

    社區居委會領導告訴王自新：“這些回收箱曾經回收了一次，之后就再也沒人管了。現在箱子早就滿了，我們卻找不到回收單位。”

    現在，北京社區中被遺棄的廢舊電池回收箱還有不少。王自新打算一一將他們接管過來。

    和當年身家百萬的商人身份相比，現在的王自新顯得很“落魄”。家里每個月要依靠妻子四千多元的收入維持溫飽。

    但他不希望妻子和兒子過問電池的事。“怕他們不同意，我們各管各的”。

    對電池回收，他不拒絕合作，但也堅決“自主”。他希望，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方式，建立一套廢舊干電池“社會化管理模式”。

    瑞典、德國等歐洲國家對于干電池回收不僅有法律規定，而且有成熟的回收體系。政府對此投入不小。

    但王自新卻認為，在目前的情況下，如果中國也效仿其他一些國家給予回收處理廢舊電池補貼，可能會導致“市場混亂”。而他的“同盟”劉偉和小宮卻希望，政府的力量能盡快參與進來。

    固廢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法治周末記者，在現有技術的限制下，居民生活中所用的干電池都作為普通生活垃圾來處理。否則，反而容易造成污染。

    “如果居民手中廢舊電池量大的話，比如幾十公斤，會有環衛集團(北京市環境衛生工程集團有限公司)上門收取。”該工作人員介紹說。他稱，自己并不了解，環衛集團回收廢舊電池后如何處理。

    此外，固廢中心的工作人員不止一次地對法治周末記者說，目前處理干電池在技術上，可能無法消除污染隱患，而費用上更是“得不償失”。“總不能一塊錢的電池要花五塊錢處理吧，最后不可能全讓財政買單。”

    王自新說，有北京市環保部門官員向他承諾：“只要你的處理廠建成了，我們給你宣傳推廣。”

    但王自新其實也并不清楚，自己何時能把理想中的處理廠建成。即便從全國范圍來看，也沒有任何地方建成了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廢舊電池處理廠。

    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豐臺區環保局與固廢中心時，兩方工作人員均表示不知道王自新其人，也并不了解王的廢電池處理。

    說起自己現在最大的心愿，王自新把目光投到了不遠處的一個廢舊電池回收箱上。

    “要是今年能增加十萬個(回收箱)就更好了。”他說。為此，他還專門策劃了一場“買一贈二”的活動。

    “我在為中國廢電池打工”，這位昔日的商人說。